放眼世界, 从古至今, 人们询问两个关键问题, 为什么和怎么做。第一个是人生价值问题, 第二个是方法和效率问题。古老哲学或宗教经常把此两问答混在一起, 使之无法清楚地回答。只有直到现代, 人们注意到政教需要分离, 才能分别处理好这两个问题。哲学或宗教负责"为什么", 世俗政治负责"怎么做"。
中国文化中的诸子百家, 特别是儒学, 也经常把两问题混在一起。仁与义回答为什么, 礼试图回答怎么做。程朱理学把政教合一的理念带到新顶峰, 即也是思想僵化和生产落后的开始。一个学说不能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。
其实取百家中两家, 即儒家和法家, 可以较好地分别回答上面的两个问题。商鞅变法, 给秦国带来无比的效率和能量, 通过一百多年的持续稳定发展, 使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。但只存在十四年, 秦朝就灭亡了, 因为法家效率虽高, 但是缺乏人性, 最终遭到人们反对。
到汉朝初期提倡黄老之学, 人们生息才得恢复。但在汉武帝时, 儒生董仲舒提出《天人三策》, 在儒学中加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。自此各代王朝开始独尊儒术, 文化随之走进繁琐和腐迂的怪圈。
独尊法家或儒学都不行, 必须同时遵循儒学和法家两学说, 吸收两家的精华, 但也需要除去各自的糟粕。就是说, 做人要有仁义, 做事应按法律法规, 一个文明和法治社会才能得以良性运转。
